最新清末廢除科舉制度「全文」

　　以下是小編為大家?guī)�來的關于最新清末廢除科舉制度，大家是不是好奇當初的科舉制的廢紙有何波瀾不驚?下面大家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中國的科舉制度創(chuàng)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發(fā)展于宋朝，鼎盛于明朝，可謂是歷史悠久，而清朝的科舉依舊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但更注重對士人思想的防范�？陀^的說，科舉制度在選拔人才上具有一定歷史優(yōu)越性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弊端也日漸暴露，特別是近代以后，科舉制度更是難以適應時代的發(fā)展要求。

　　古代的科舉制度關系到官員的選拔問題和全民族的教育問題，兩者緊密結合，缺一不可。但要命的是，那些讀書人苦讀終身的經史詩文，在行政管理乃至實際生活中都沒有什么用處，更不要說促進近代工業(yè)化社會的發(fā)展了。洋務運動時期，同文館招生就難以招到合適的優(yōu)秀人才，因為在當時士人的眼中，同文館不算正途出身。朝廷主辦的同文館尚且如此，更不要說其它學習西方技藝的學堂了。當年沈葆楨辦福州船政學堂的時候，招的也大都是貧苦子弟，因為讀這些學堂要簽契約保證今后不參加科舉。

　　大清朝不缺人才，但在科舉制度有意無意的指引下，那些優(yōu)秀的讀書人都重仕途，輕技藝，這導致近代工業(yè)化社會當然沒有出路。但是，科舉制度的復雜性在于不僅僅教育內容，而是關系到朝廷官員的選拔機制，。一旦科舉考試的廢除，這將影響到數(shù)以百萬讀書人的出身和仕途問題，由此可以想象其中的阻力是何等之大。譬如1898年戊戌變法的時候，維新派提出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停止武舉并開設經濟特科等的改革措施，便有讀書人威脅要暗殺康有為;而變法失敗后，科舉一切照舊，武舉考試甚至又搞起了他們的“刀弓石”科目，全然不顧當時的世界早已是長槍大炮。

　　甲午等戰(zhàn)爭的一再失利，使得停止武舉成為最容易的突破口。1901年8月，朝廷下詔永遠停考武科，而且鄉(xiāng)試和會試等均試策論，不再用八股程式命題;同時，朝廷決定在考試中增加政治、歷史、地理、軍事等適應時代需要的科目。1904年1月，負責修訂新學制的張之洞、學務大臣張百熙及榮慶上折指出:由于科舉未停，導致新學堂的設立受到阻礙;而新學堂未能普遍設立，又使得科舉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應該確立一個過渡期，使科舉和學堂教育歸于一途。這個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認可。由此，科舉便開始逐漸減少錄取名額而轉向學堂選拔人才了。

　　有意思的是，歷史的發(fā)展有時候往往會超越人們的預期。時隔一年，在日俄戰(zhàn)爭的重大刺激下，國人要求立即廢除科舉的呼聲大為高漲。在這種形勢下，袁世凱會同張之洞、周馥、岑春煊、趙爾巽、與端方等地方督撫大員一起上奏朝廷，稱“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民間更相率觀望”，請立停科舉，推廣學堂。慈禧太后在時勢危迫之下，也覺得遞減科舉名額的辦法緩不濟急，終于接受了立刻停止科舉的意見。

　　清廷隨后發(fā)布諭旨，宣布從光緒三十二年(1905年)開始，停止各級科舉考試。由此，延續(xù)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在清末新政還不到五年便被徹底廢止。對此，美國社會學家羅茲曼在其著作《中國的現(xiàn)代化》中大加贊嘆道:“科舉制度的廢除，代表著中國已與過去一刀兩斷，其意義大致相當于1861年沙俄廢奴和1868年明治維新后不久的廢藩。”應該說，這個評價頗為中肯，并不是有意的拔高溢美之詞。

　　也許有人要問，停止科舉考試之后，怎么解決那些讀書人的出路問題呢?

　　所幸的是，清末新政的決策者們比康有為那些維新派要老練成熟許多。他們在廢除科舉的同時，也及時采取了逐步替代的補救措施，那就是建立新的教育體系來解決教育內容的變革和讀書人的出路問題。在1901年開始改革科舉的同時，清廷便決定選派人員出國游學，重開京師大學堂，并在原有書院的基礎上改建西式學堂，以逐步取代舊的教育體系。

　　隨后，清廷又開始緊鑼密鼓的制定新學制。在幾經修訂的基礎上，清廷在1904年推出了以日本為模式的新教育體制，即所謂的“癸卯學制”。“癸卯學制”把全國學堂分為基礎教育和職業(yè)教育兩塊，其中基礎教育分為三等七級，即初等教育(包括蒙養(yǎng)院、初等小學堂和高等小學堂)、中等教育(中學堂)和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學堂、大學堂和通儒院);職業(yè)教育則包括師范教育、實業(yè)教育和特別教育等。從層次上來看，這已經非常接近我們現(xiàn)代社會的教育體系了。

　　在興辦新教育上，張之洞管轄的兩湖地區(qū)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他在湖北最早設立學務處，并將湖北自強學堂改為普通中學堂、兩湖書院改為大學堂(后改為高等學堂)，另設有師范學堂等。應該說，“癸卯學制”的出臺和張之洞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作為少壯派官員的直隸總督袁世凱也不甘落后，他設立了直隸學校司并聘請前貴州學政嚴修為學務總辦，并在直隸地區(qū)設立小學、中學、師范、法政、工業(yè)等各級各類學堂。在地方的推動下，清廷于1904年設立學務大臣(次年改設學部)，并令各省設立學務處，主管新教育事業(yè)。

　　不可否認的是，當時發(fā)展新教育的困難也是很多的，譬如合格的師資、教學設備和經費都極其缺乏，其中尤以師資問題最令人頭疼。據(jù)后來的統(tǒng)計，當時大學及高等、專門學堂的教師，留學日本的占三分之一，出身科舉的占四分之一;而中等學堂里出身科舉的教師則占到三分之一，小學堂更是占到一半左右。師資教育背景的限制，加上大多數(shù)學堂都是在原先的書院基礎上建立，新政時期的教育也就難免帶有傳統(tǒng)教育的頗多痕跡。

　　為了解決西學人才的匱乏問題，清廷隨之大力提倡留學教育，其中又以留學日本為熱潮。在新政之前，留學日本的學生很少，在1896年也不過十來個人。后來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極口稱贊留學外國效果大，說“出洋一年，勝于讀西書十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于中國學堂三年。留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以路近費省，文字易曉，西書多已刪繁存要;中、日情勢風俗相似，不難仿行”。在張之洞的影響下，當時人出國留學的首選地便是日本。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也在其中大力推動，并稱愿為每年接納二百名學生前往日本而提供便利。而廢除科舉制度后，清廷更是積極推動官費留學、鼓勵自費留學，對學成回國經考核合格的留學生分別賜給進士、舉人、貢生等相應出身，并在用人的時候予以優(yōu)先任用。一時間，海外留學便掀起了熱潮，而以留學日本的人最多:1905年，在日留學生達到數(shù)千人，第二年甚至接近一萬，因為人數(shù)增加過快，有三千多人甚至無法正常入學。

　　當時留學西洋的也有，但人數(shù)遠不如日本。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國本來選派了數(shù)批幼童前往美國留學，后來因為各種原因撤回。后來去歐美留學的大都為自費或者教會選派，人數(shù)也很有限。清末新政后，朝廷和各省也選派了一些留學生前往英、法、德、俄、比等國學習。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減收庚子賠款后，將退款用于資助中國選派的留美學生，平均每年六十名。為此，當時在北京西郊清華園還設立了游學肄業(yè)館(后改名清華學堂，即清華大學的前身)，專門負責選派赴美留學生。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留學歐美的人數(shù)雖少，但質量卻遠高于留學日本的學生，他們大都完成了大學教育甚至拿到更高的學位，如赴美留學生;而留日學生參加的大都為速成班，魚龍混雜，參加革命的倒為數(shù)不少。有例為證，1906年清廷舉行歸國留學生考試，參加考試大多為留日學生，卻無一及格，而及格的前五名均為留美學生。

　　雖然有很多困難，但新式學堂與出洋游學還是讓新政時期的教育有了飛速的發(fā)展。據(jù)當時學部統(tǒng)計，1904年全國的學堂總數(shù)為四千多所，學生總數(shù)為9萬多人。到了1909年，學堂總數(shù)增長為5萬多所，而學生總數(shù)擴展到156萬名，其發(fā)展速度不可不謂驚人(現(xiàn)在的擴招與之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新政推行者本以為廢除科舉會遭到那些傳統(tǒng)士紳們(特別是已經獲得一定功名的)的強烈反對，但事情的發(fā)展卻出乎意料的順利，根本沒有發(fā)生決策者所擔心的事情。相反，那些有錢有勢的士紳們非但沒有阻撓，反而極為熱心的加入到興辦學堂甚至留學海外的熱潮中去。這又是為什么呢?

　　原來，在廢除科舉、推行新教育的同時，朝廷注意到新舊的銜接，采取了逐步替代的策略，而其中主要采取了這么幾個措施:一是在1906年頒布《舉貢生員出路章程》六條，廣開門路，盡量安排原有的貢員、舉人和生員，以穩(wěn)定那些上了年齡又難以接受新式學堂的那部分士人;二是在興辦新學堂的時候，各級畢業(yè)生，從高小到大學，都分別授予附生、舉人、貢生和進士的相應功名。這些舉措使得那些士紳們得到些許安慰并機敏的停止了抵抗，反而積極投身于新學堂的建設中去，以此來彌補他們在功名上的損失。另外，從1905年開始，學部每年舉行一次游學畢業(yè)生考試，通過者分別授予進士和舉人功名，這也是讓很多士紳及其子女對留學趨之若鶩的原因之一。

　　廢除科舉制度，不僅僅是人才選拔方式和教育制度的變化，它更是一種社會的變革和對傳統(tǒng)社會結構的分解，其影響遠遠超出了科舉和教育本身。從短期來看，廢除科舉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埋下了社會動蕩的種子。正如蕭功秦先生在其著作《危機中的變革》中指出的，“廢除科舉制度導致了中國歷史上傳統(tǒng)文化資源和新時代價值之間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斷裂”，這種制度資源的喪失，同時也為清廷的覆滅起到了釜底抽薪的反作用。

　　蕭功秦先生的話很有道理。中國古代的那些王朝之所以穩(wěn)定，其關鍵因素就在于科舉制度的存在。正因為有科舉制度，朝廷才有一大批的讀書人來支持它，而朝廷也提供了一個相對公正的的機會來保證讀書人向上流社會流通，由此構筑了傳統(tǒng)社會的一種超穩(wěn)定結構。

　　不過話說回來，歷史總是這樣，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清末科舉制度的廢除把士子們推向了時代的洪流，不管你是惶恐，還是哀怨，或者憤懣，這終究是不可改變的歷史定數(shù)。但清廷沒有想到的是，廢除科舉也讓那些士子們失去了對朝廷的忠心(因為不需要通過這個來做官了)，在隨后的革命浪潮中，他們大多袖手旁觀，甚至反戈一擊，這一順一逆之間，這大概也是清廷所沒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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